《时代》记者对中国的全盘否定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经济：“中国的经济在赤色分子取得政权后就陷入了混乱，现在正承受着战争负担的压迫”，在农村，“农民刚从地主的压榨中解放出来又要面对政府更沉重的赋税”，在城市，“拒绝合营的商人被邀请到司令部，10多个小时没有食物、没有水、不能洗澡，直到领悟”。当时的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农村主要实施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农民获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在整体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是成功的。

《时代》记者戴着有色眼镜下了结论：“朝鲜战争对于中国来说已被证实是一个昂贵的冒险”，并预言“如果红色中国的主人们选择在朝鲜坚持下去，他们毫无疑问是可以做到的。可代价是：中国人民会承受更多的痛苦。”这大有劝中国“悬崖勒马”之意。

“红色中国的周恩来”

1954年5月10日的《时代》封面上，周恩来身后的栅栏里关着一条“张牙舞爪”和“目露凶光”的青龙，寓意不言而喻。如果注意到这期杂志出版时正值朝鲜战争后的日内瓦会议期间，就不难理解《时代》记者对中国的“仇恨”与“恐惧”，散布“中国威胁论”的原因了。

日内瓦会议的目的是协商解决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亚洲较量结果进行评估和判定。会议自4月27日开始，7月21日结束，历时近3个月。当《时代》记者写完这期杂志的封面文章时，会议只不过迈开了一小步，还没有谈出什么结果，但记者已经感觉到了中国的崛起：“这4年以来，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同行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办法，僵持住了朝鲜战场上这个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军事力量，他们已经取代了俄国成为了北朝鲜的占领者。他们能够用很少甚至不用中国人流血就可以武装和指挥一场印度支那战争。这战争或许可以让共产主义彻底夺取整个东南亚。他们威吓到了曾经伟大的法兰西民族，让他们渴望一个可耻的投降；他们轻蔑地甩开了曾经强大的英国伸出来的手；他们命令美国从亚洲和太平洋离开。”美国当然不想从亚洲和太平洋离开，这就决定了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便不是积极的破坏者，也是消极的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