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广网7月2日讯(作者 毛仲伟)国台办主任王毅不久前在美国与侨界座谈时提出“两个不存在”，其一是“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不存在只谈经济不谈政治的问题，而是需要把握轻重缓急和优先顺序，重要的是适应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符合两岸民众的共同意愿”。此外，王毅还强调，“先 易后难、先经后政、把握节奏、循序渐进”是已经被两岸关系发展实践证明的成功经验，应继续坚持下去；其中，“先易后难”是基本思路，包括今后对待和处理两岸之间的复杂与敏感问题，也应遵循这一思路。确实，如何处理发展两岸关系过程涉及政治性议题是非常复杂和敏感的问题，也是最终回避不了的问题。

首先，两岸关系特殊性决定两岸关系改善和发展过程中，经济与政治问题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是很难完全分离的，这是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必须正视的现实。即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经济与政治往往如影随形，相互影响，这是两岸关系的发展中特殊的规定性。这一点已被两岸关系的历史所证明。1992年，两岸两会达成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岸建立基本的政治互信，由此促成其后“汪辜会谈”，使两岸关系发展出现了曙光。但随后李登辉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倒退，并以“戒急用忍”对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进行阻挠，之后更将两岸定位为 “特殊的国与国”大搞分裂活动，使两岸关系遭到严重破坏。陈水扁执政八年，将两岸定位为“一边一国”，完全否认“九二共识”，推动“法理“台独”，两岸关系几近乎擦枪走火的险境。在两岸这种政治对抗下，两岸经济关系也深受其所累，只能在非常不确定的状态下如履薄冰地发展，台商中胆小的不得不随当局指挥棒 “南向”“北向”投资，结果不少人血本无归，观望等待的由此失去赴大陆投资发展的大好机会而扼腕慨叹，胆大的虽几经曲折投资大陆，但常被戴上“资共通敌”红帽子而心惊胆战。台商投资大陆尚且如此，遑论陆资赴台，实现双向投资及经贸关系正常化，两岸经济关系深度和广度受到影响制约，互利双赢成果大打折扣。2008年5月，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两岸政治互信重新建立，以“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为指引，两岸关系实现良性发展，诸多经济议题由此得到顺利解决。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证明，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问题无法分离。

其二，两岸关系长远发展、尤其是要建构稳定的和平发展关系无法回避政治问题，可长可久、持续稳定的两岸关系，需要有政治保障。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两岸关系发展历经过低潮和风险，“台独”与反“台独”、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在李登辉执政后期和陈水扁执政阶段成为两岸政治层面斗争的主线。2008年国民党执政以来两岸政治关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出现了难得的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随着两岸直航形成两岸“一日生活圈”、“陆客入岛”形成两岸民众文化、生活交流日益密切与深化，共同抵御国际金融海啸形成两岸经济关系进一步深化，两岸共同求和平谋发展成为两岸关系的主旋律。这一局面的发展和稳定，无疑有利进一步遏制岛内“台独”势力的发展空间，但是失去政权的民进党和激进“台独”势力仍然伺机制造事端破坏两岸关系，包括对两岸两会商谈的暴力干扰和阻挠，对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反对抗争。由此可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包括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化，隐患和威胁依然客观存在。要消除这些隐患和威胁，不仅要从改善岛内政治环境、政治氛围入手，更重要的还要从破解两岸政治难题入手，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积极创造条件解决两岸政治问题，为两岸关系长久持续的和平发展建构起政治保障机制，这是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两岸民众现实和长远利益需要。

其三，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先经后政”与“先易后难”不是割裂的，而是辩证的。相比而言，两岸关系现实发展过程中，经济的议题应列为优先考虑地位，是现实中较为突出较为急迫需要解决的，也是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现实中就没有政治性议题可以并需要解决。台湾今年以球探体育比分：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就是一例，就是现实中碰触到的政治性议题，这一问题的务实解决也预示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政治互信的进一步加强，未来进一步破解其他政治性难题，如两岸结束敌对状态、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等也是很有可能的。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在经济议题与政治议题的问题上，先与后、难与易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正如中国古人所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不仅是相对的，也是相关的，如果眼下已经面临的政治议题不能解决或解决不好，以及影响两岸关系长远发展的深层政治议题不能解决或解决不好，无疑都将使两岸各个领域的关系发展受到影响，甚至陷入困境。

总之，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先易后难”也好，“先经后政”也好，都不意味着两岸关系发展可以“只谈经济不谈政治”，可以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相互割裂剥离。两岸关系要全面、健康、稳定、持续发展，政治议题无法回避。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的形成和深入，面对并逐步破解两岸间的政治难题必然会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台湾研究》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