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9月13日报道“最高检扩大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范围，让贿赂行为公之于众”:从9月1日起，《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开始实施。新规定取消原来录入和查询范围的限制，由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政府采购等五个领域扩大到所有领域。

　　“行贿犯罪档案”，说白了就是“行贿黑名单”。它是检察机关对法院依法判决有个人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向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的个人和单位建立的行贿犯罪档案。该档案的内容，不外乎行贿人个人情况、行贿事实、判决结果等。

　　这项制度原产地不在中国，实施它也属于“和国际接轨”的一部分。作为批准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国家，出台此类制度本是对“反腐公约”的呼应。许多国家和地区实施这种制度的效果不错，上了黑名单的人或企业信用败落甚至退出市场，而榜上无名、“历史清白”的商家，则获得“廉洁竞争力”，利于击败竞争对手而做大做强。

　　在我们这里，该制度在理论上用处也很大，“可作为行政审批、招标投标、资金拨付、组织人事、行政执法、司法处罚等的必经程序，为有关部门提供翔实可靠的实证，以利从上述环节防范、遏制贿赂犯罪”。然而，在论述该制度的实施经验和推行前景的时候，我们却不能依据“理论如何”，而应该以眼前事实和生活常识做依据，来估价这项“理论依据”。

　　似这类问题无法回避:某某企业在较大的招标项目上中标了，它中标的原因可能是行贿的结果，也可能是不行贿的结果。或者说，不中标可能是“行贿不足”的结果，也可能是“行贿不可靠”的结果。问题的关键于此显现:建立和查询行贿档案，是为了排除、压制腐蚀公权、公仆的犯罪式竞争行为；然而严酷事实却是，这是一个被动的事后信息的录入，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还会有一些人和单位在行贿赂之实，却无法为这个系统所搜罗，行贿还是会有很隐秘的存在机制。

　　我这么说并不是给这个查询系统泼冷水，只是站立于现实之中，需要把问题想得复杂一点。凭企业自身的素质、市场竞争的真本事，不行贿也能生存、发展，也能从行政权力那里获得项目、通过审批或验收，对企业来说，这可能仍然会是个虚无缥缈的白日梦。相比被淘汰出局、活路断绝的恶果，行贿的风险算不了什么。不行贿可能当即就无路可走，而行贿被记录还可以有侥幸心理，不被发现，不被记录，也是可以有一定比例的。

　　贿赂是权力的润滑剂，这样的“学术观点”其实已成为大家的日常生活经验，无视这种经验可能会比行贿被记录付出更大的成本。行贿者的恶，为其后台和“指使人”所规定，打不到索贿受贿者，破不了“索贿受贿大环境”，也唬不住行贿人。谁也没有天生的“行贿瘾”，如果不是“被逼的”，谁会对无亲无故的公仆比对爹妈还孝敬呢？要不是有求于权、避祸于权，别说是送钱送色，正常人就是低三下四赔笑脸也会委屈得无法忍受。

　　很明显，面对普遍、恶劣的贿赂现象，把问题想得尽可能复杂一些，甚至悲观一些，并不是多么有害的事情。(黎明 知名网友)

（责编：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