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班最多达到88人，坐在外侧的学生“上课时只能斜眼看黑板，因为反光看不清板书，只能听”，这并不是教室不够用，而是因为部分教室被挪作他用。

在江西樟树市，原本属于应届高三学生的教室被严重挤占，多所公办中学违规开设高三复读班，每个学生最多收费1.2万元；或把教室出租给校外培训班使用，收取租金。这不仅让人诧异于这些学校的公然违规，也让人感到一股“财气”扑面而来。

学校办成了“学店”，类似现象不止江西樟树一地独有。近年来媒体不断曝光的一个学生10套校服、班主任商店、高昂赞助费、挤占公共教学资源的“补习班”“研修班”，都折射出“教育产业化”的变异和教育“去商业化”的严峻性。

客观地说，学校有点“产业”，兼顾一下“效益”并非一无是处。经营任何事业都需要核算“投入”与“产出”，学校也概莫能外。西方许多大学校长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到处“化缘”、募集资金。对于我国的许多公立学校而言，在政府投入尚不充足的前提下，适当搞点“经营”本无可厚非。

然而，遵从经济效率原则，并非要抛弃教育公益性和社会效益的目标；肯定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对教育的“经济学觉醒”，并不意味着学校可以全盘商业化或公司化运作。当然，更不允许学校为了追逐利润，公然违背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

就江西樟树中学来说，它不仅挑战了国家“公立学校不允许办高考复读班”的规定，同时也违反了江西省“普通中学每班为50人”的政令。而相关学校领导对资金使用含糊遮掩的回应，更令人疑窦丛生：这些收来的钱流向了哪里？是否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背后有没有腐败存在？

除了违背学校本质、损害教育公平之外，教育过度商业化的危害还在于，当一个学校醉心于追逐利润时，教育道德和教师师德也会因此突破底线。一些大学里盛行的导师老板化、教授走穴热，甚至论文抄袭，莫不与此有关。“有一次，老师还让我办个包月，说只要交纳200元至300元，就可以天天迟到。”前不久爆出的“迟到包月”雷人新闻，更让人看到，某些教育从业者是如何斯文扫地的。而当学校从“追求真理的场所”变为“追求利润的场所”，在世俗功利的社会里狼奔豕突，很难想象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会是什么样。

当然，学校的“去商业化”不能止于道德批判，或者把板子全打在学校身上。在这方面，首先要确保教育经费足额投入，不给学校巨大的“创收”压力。作为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国家必须承担起根本责任，就目前而言，就是切实落实占GDP4%的教育经费投入；其次，对于学校的“创收”行为，有关部门需要严密监管，看看是否违反了相关法律和政策，是否把公共的教育资源私人化、富人化；再次，对于学校的创收所得，要加强审计，防止“清水衙门”出“腐败蛀虫”，这不仅能确保资金的使用，同时也可以打消某些“校官”的创收经营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