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青年报对昆山杜克大学校长刘经南进行了采访报道。刘校长以自己掌舵不同性质高等院校的经历，谈到了当前中国高校行政化管理体系下专业设置固化，资源分配搞平均主义，从而形成千校一面，同质化现象严重等方面的问题，笔者对此非常赞同。我认为，中国高等教育要想在主体性质、管理机制、专业设置、培养模式等方面走向多元化，首先仍需先去行政化。

我国大学的问题，根子在于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在这一办学模式下，高校的自主性无从体现，高校领导的最大能耐，无非就是在行政主导的教育资源分配中抢到大块的“蛋糕”，而在资源分配过程中，行政权力具有优先权，没有行政权力的教授往往就被边缘化了。在这样的机制下，真正面向社会需求的教育改革、面向研究前沿的学术问题都无法及时得到反映，中国大学的应变和创新能力自然就大为不足了。

从行政化管理的具体效果看，中国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未必都是平均主义，985、211、一本、二本、三本、教育部直属、省属等各个不同层次的高校，形成差别极大的等级化系统，但本质上并没有太多差别。虽然行政主导高等教育的多元探索也有所努力，如区分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和纯教学型大学，强调二本、三本院校的应用型教育和职业教育，但由于大学的主体性不明，他们只是处于“被定位”的被动地位，“特色化办学”往往成为争取行政资源的旗号，而戏剧性的是，家家争说“特色”，最终千人一面。

因此，高等教育多元化必须确定大学的法人地位，先让大学能够决定自己的主体，就是通常说的自主办学。大学如何定位，如何招生，如何设置专业，都应该由自己来决定，而其办学效果评价则交给社会，交给市场。大学法人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高等教育走向市场化，私立大学、民办大学等各种办学主体加入。这样，办学主体就实现了多元化。而不同主体在教育市场竞争中会形成明显不同的定位，其专业设置的前瞻性、教育模式的创新性、科学研究的前沿性都能体现出来，按教育学者杨东平的意见，教育的理想状态是，“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政府提供保底的合格教育，民办学校提供多样化选择，提供更好的教育。这样，教育的多元化才能得以实现。

但显然，这一多元化教育模式与现有的行政化管理体系产生了明显的冲突。其改革阻力可能远不仅仅在于教育资源的利益分配或学校领导的行政级别和人事管理问题，而且涉及现有高校的转型以及高校与社会、与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复杂的关系重构问题。吊诡的一点是，不合理的教育体系，因为涉及众多不合理的期望和利益而变得似乎合理了。因此在当前来看，高校去行政化只能说教育改革的方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有较长的徘徊和纠结的过程。笔者希望像昆山杜克大学这样引进国外教育模式的合作办学机构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一定催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