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党、全国上下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但是有些人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意识形态的领导思想等根本问题提出了责疑。为此，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３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鲜明地提出了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主张。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新时期我国“立国之本”的最早的完整表述。

◆ “改革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１９７９年９月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的经营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１９８０年９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到１９８３年初，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新时期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８０年代中期，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８日，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１９７９年７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窗口。１９８４年４月，又进一步开放沿海１４个港口城市。１９８５年２月，增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为经济开放区。随后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经过多年的实践，改革和开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成为人们的共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概括术语。

◆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党和国家干部队伍年龄老化，知识、精力、专业结构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实际情况，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５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新时期党的干部政策的指导方针。

◆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１９８１年２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和军队的特点，在《关于加强部队青年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１９８３年１月，总政治部又根据党的十二大文件中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关提法，将“四有”的内容调整为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提法得到了邓小平的多次肯定，他说：“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民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四有”后来成为新时期党和政府青年工作的指导原则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的概括表述。

◆ “五讲四美”

１９８１年２月２５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９个单位，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中提出开展 “五讲四美”活动。“五讲”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即“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这项活动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 “一国两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湾、香港、澳门等领土问题，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１９８１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提出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２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后来邓小平及党的其他领导人多次对“一国两制”作了类似的解释。党和国家职能部门依据这一构想，对台湾、香港、澳门分别制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等具体的方针、政策，顺利地实现了香港１９９７年、澳门１９９９年回归祖国的工作，并对台湾的和平统一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