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左4）、敌工部长林植夫（左3）等在皖南合影

1939年冬，邓子恢（左2）、林植夫（右1）与日军俘虏合影

参加新四军 组建敌工部

1937年8月，国共双方达成共识，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8年元月，周子昆率中共中央派往新四军的干部30余人抵达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成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林植夫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前往江西南昌参加新四军，初任叶挺秘书，协助叶挺做了许多新四军组建等早期工作。

不久，新四军建制确立，编制为4个支队，军部设立司令部、政治部。政治部组织序列为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敌工部、行政管理处、保卫部和随军书记，林植夫出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在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的领导下，林植夫组建了新四军敌军工作机构。敌工部内设立一科、二科、三科并任命了科长，同时要求前线各支队也都相应设立敌工科。根据八路军政治部规定“各级敌军工作机构应由得力干部主持工作，且应是懂日语的干部”指示，新四军在全军范围内先后物色了一批在日本留过学或者懂日语的干部，如陈子谷、陈超凡、谢镇军、盛华、段洛夫、陈辛仁、邱东平、程叶文等。尽管人数非常少，但这批干部都是中共党员，早在大革命时期他们中许多人已是我党团骨干力量。

制定新四军敌军工作纲要

林植夫将这批敌军工作干部集中在军部，组织大家翻译前方战场缴获的日军文件、情报、士兵日记、来往家书、信件，为军部提供有关情报，并研究分析日军士兵思想动态。通过研究、归纳和总结，他们发现虽然日本军官告诉士兵到中国是为“东亚永久和平而圣战”，但是日本士兵在家信中表达的几乎都是“想家”、“想妻”、“被迫来华作战”。他们对在战场被俘十分恐惧，因为日本军官对他们说：“支那是野蛮人”，“中国军队对日俘一律杀头”，“杀了头日本人就永远不能转生轮回投入人胎”。因此，在火线上应当是被打死也不能缴枪。新四军这批敌工干部都有过在日本工作、学习的生活经历，十分了解日本的民俗和民情，一下子就抓住了日本士兵悲观懈怠的情绪及产生原因和怕做异乡鬼的心理。

敌工部成立后，林植夫着手研究制定《新四军敌军工作纲要》，研究中央关于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特别是“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政策。研究“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政治工作，就是要打政治进攻战，以对敌削其锐气、动其军心、攻其心理、突破其薄弱环节。1938年7月，林植夫任敌工部长期间，新四军政治部印发了《敌军工作纲要》，确定了新四军应把对敌宣传工作作为“对敌军工作的进攻战”。《纲要》指出：“敌军工作的进攻战，基本上是从政治上夺取与瓦解敌人军队，解除敌军思想上的武装，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变为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在目前的中心，则须集中注意瓦解敌人。”《纲要》认为，宣传的方针要注意以下三点：一要正确把握敌国与敌军内部的矛盾和困难，抓住日本人民的厌战情绪，提出要自由、要民主、要和平、要饭吃等适当口号与宣传材料。二要正确地站在国际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立场上，要宣传我们的抗战与日本人民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是合于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正义的。三要站在自卫战争的立场上说话……我们只想自求独立解放，并不想侵略日本，我们战争的最后目的，只是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我们为了民族解放要坚决抗战到底。

把敌军工作做到对日作战第一线

为了新四军各支队开赴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战斗需要，林植夫又组织大家拟定了日语口号，如“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不搜俘虏腰包”、“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先到各团，在连队中教战士呼喊，以便在火线上使用。为了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林植夫深入连队，讲解有关日本的情况，以克服抗战初期人们害怕日军的心理，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他还将敌工部的干部陆续派往各支队任敌工科长、股长。

1938年6月，新四军派出第1支队老2团挺进江南。为了将瓦解敌军政治工作做到战斗第一线，军政治部派陈超凡到1支队老2团任敌工股长。他一到团里，就教战士用日语喊话“缴枪不杀”、“过来优待”，还派人在日军出没经过的地方张贴日文反战标语，并教育战士：对待日军俘虏要尊重人格，除了收缴他们携带的武器和军用品外，不搜腰包，不打骂……别看这只是一句话、一张纸，这些政治攻势也是新四军对日军的无形枪弹，一到前线，它就能动摇日军军心。如1938年8月23日老2团在江苏丹阳珥陵镇伏击日军这次战斗。当时日军第一中队40多人突然遭到新四军老2团伏击，日军士兵香河正男在慌乱逃跑之中也想到自杀。但他突然听到日语喊话“新四军不杀俘虏”，迟疑中他被追上来的新四军战士打倒做了俘虏。新四军战士用小推车把他送到团部。当他听到我军干部用一口流利的日语告诉他“新四军对放下武器的日军士兵一律不杀，不愿意留下的还可以发路费放他回去”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到我们的新四军干部上衣口袋插了支钢笔，听说还是日本留学生时，他十分惊讶。新四军敌工干部说话面带微笑，还尊重他们的人格，不像是教官讲的“支那野蛮人”。战俘虽然惊魂未定，但被俘时的第一印象使日军士兵的心一下子放松了许多。

宽待俘虏 改造战俘

新四军政治部借住在农民家里，日军战俘的住处紧靠着敌工部长林植夫的住房。日军战俘处处感受到新四军这支部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军纪严明、政治文明。林植夫经常找他们谈话，问起他们的家庭、父母，说明这场战争日本一定会失败、中国必将胜利的道理，并请他们给日本家中写信。香河正男怕信被日军拆阅，林植夫说“绝对保证不出问题”。家信由军敌工部交给香港来的陈先生带到香港后，用航空信寄往日本。家人果然得到了他们健在的信息，他们心灵受到一次震撼。

香河正男还清楚记得，在军部林植夫还请别的精通日语的人对他们谈话教育。这其中有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生、后任新四军第1师敌工部长的陈超凡，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谢镇军，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生、后任新中国第三任驻日大使的宋之光，以及留学日本的陈辛仁、鲍汉清。在敌工部不仅有大量的日语书，还有苏联、法国的文学全集如高尔基的《母亲》、日文版的《资本论》等。香河正男说：“我深深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所感动。”

留在军部的一批日军战俘经过教育，转变了战争立场，开始了他们的新生。为配合敌工部宣传，香河正男、田火田

作造分别以日军陆军第三师团辎重兵和陆军军属名义联合署名，写了一份日文传单《告诉我们兄弟们》，以新四军“官兵平等”和“享受到人间的温暖”现身说法，反思这场大肆屠杀中国人民同时给日本同胞带来死亡和痛苦的战争，号召日本士兵“反对这场战争！把枪口对准军阀和它们的走狗”。这是新四军敌工部第一张由日本军人写的日文反战传单。

1940年2月，香河正男、后藤勇、滨中政志等5位日本人在云岭新四军军部正式宣誓参加新四军。从此他们由“国际友人”转为“同志”。

新四军在前方常缴获到敌军军官和士兵的家书、相片和作战计划，林植夫为此夜以继日地进行翻译。有一次缴获到一个日军的家书，里面写着他在南京与人开展杀人比赛，他杀了101人，另一个杀了102人，同时还附了一张摆在地上的一串长长的人头的相片。看到这些反映日军惨无人道罪行的铁证，林植夫当即决定编成小册子向前后方散发。

林植夫对工作尽心尽责，经常废寝忘食地编写对日军的宣传材料。当时的工作条件相当艰苦，冬天夜间也没有火盆取暖，作为部长的林植夫常常工作到深夜。日久，他的右臂和腰得了风寒症，到了无法举动的地步；眼睛也大为受伤，不得不住院治疗。尽管如此，他仍念念不忘对敌宣传工作，常把同事叫到医院去，在他的大通铺床旁记录他的口述稿。

在这一时期，林植夫的思想产生了较大变化，他感到“这是一生中最努力，也是精神上最痛快的时期”，深信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华民族进行民族解放斗争，才有可能实现独立自由的真正的“大同世界”，于是立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在严峻的斗争中，这位党外“布尔什维克”曾受到军部《抗敌报》的表扬。

皖南事变后日本同志与新四军并肩战斗

1940年底，随着江南战场的形势朝着有利于新四军的方向发展，蒋介石开始步步“围剿”新四军，发起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要江南新四军北撤至江北。深知蒋介石的敌工部长林植夫已经从许多迹象中隐隐感觉国民党反动派可能要对新四军下毒手了。军部决定部队分三批北撤调动时，林植夫当即决定军部的日本同志香河正男、后藤勇、滨中政志、冈本进等人立即第一批先行出发(1940年12月4日，他们出发之时，后藤勇因生病耽搁下来)。1941年1月4日，军部最后北撤时，政治部与军部机关一起行动，林植夫将后藤勇带在身边，保护他的安全。北撤的新四军9000余人在茂林遭到了国民党7个师8万多人的包围和截击。从1月7日至14日，新四军陷入重重包围，弹尽粮绝。包围政治部和教导队的蒋军108师手举白旗跑出来说要请新四军派一位代表去商量办法。危急时刻，林植夫决定用自己无党派的身份出来解救部队。然而这竟是国民党的阴谋。一到谈判点，林植夫虽经一番怒斥辩论却立即被卸下武器，扣押收容所。踏进收容所他看呆了，政治部李子芳、黄诚等重要领导人及政治部的一些处长等许多熟人悉数被捕。林植夫由于不肯写悔过书，被视为“顽固分子”，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长达5年。

在皖南事变后，日本同志始终与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不离不弃，并肩战斗，保持坚定的一致，令敌工部长林植夫深深为此而自豪。新四军日本战友香河正男、滨中政志、冈本进等在新四军第一批北上途中，恰遇皖南事变爆发，千余人的队伍遭国民党重兵包围、追击。一次行军途中在被伪军拦截之际，香河正男人等3人利用自己是日本人的身份，巧妙地化装成日军军官，消灭了拦路伪军的一个小分队，使大部队得以顺利通过。这支先遣队艰难辗转江南历时近半年，寻找通往苏中新四军之路。这年初夏，香河正男等3人终于在新四军的接应下，和他们的老战友、老领导在苏中团聚了。令林植夫感动的还有后藤勇。记得茂林突围已经4天了，军政治部的林植夫等领导又累又饿，军部命令就地休息。这时，后藤勇带有日本饭盒，就煮了一盒米粥请大家吃。皖南事变后藤勇不幸被俘，被收容在战士中，幸而他长得又黑又壮，又会说中国话，最后逃出了虎口。他没有放弃抗日的决心，与100多名被打散了的新四军人员一道，终于到了江北，又回到了新四军革命队伍中。这几位日本同志经历了革命斗争磨炼，后来都成为了坚定的抗日先锋，在新四军组织下，组成“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在华中地区与延安日共领导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并肩抵御日本侵略军，直至抗日战争最终胜利，有的还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